2014年，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30年来首次出现趋势性下降，粗钢产量与产能反而继续呈现粗放式增长。钢铁行业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凸显，减产升级的共识已经基本形成。

    根据过往经验，立足当今现实，“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应该成为我国钢铁产业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进行减产升级、实现产业再造，以迎接工业4.0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在过去10多年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国有、民营钢铁企业为适应市场发展，都进行了快速扩张，满足了经济建设的需求。但由于全国性项目集中审批机制失灵，一些重要钢铁项目久拖难批，一些地区自行放任钢厂建设。经过10年左右的无序发展，许多地区的钢铁产业布局偏少，部分地区的钢铁产业分布错位严重，技术升级动力不足。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各类建设处于饱和状态的华北地区的钢铁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却没有足够的钢铁产业支撑。

    不过，近年来，西北、华南的钢铁基地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许多地区已经实现区域自足甚至局部过剩。例如，新疆就在2014年出现了钢铁产量增速快于市场需求增长的阶段性严重过剩态势，不少新疆钢铁企业只好返回内地争夺市场。华北地区生产的钢材被迫面对传统远距离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的新难题，外销不畅只能加剧产地市场的竞争。

    与此同时，同质化竞争加剧了过剩。近10年来，民营钢铁企业发展迅猛，推动我国钢铁产业实现了历史性的巨大飞跃。但受各种因素制约，大多数民营钢铁企业投资者主要着眼于中低端的钢坯、建筑钢材、板材、管材等过度竞争领域。如不少华北民营钢厂只能冶炼钢坯，品种非常单一，不能连铸连轧。围绕钢坯冶炼高炉的轧钢企业数量庞大，各家的设备及技术都十分有限，大多数厂家只能轧制标准不高、品种单一的中低端卷板及建筑钢材。而高强中厚宽带、特厚板、汽车用热镀锌板等高技术含量、高质量的钢材品种并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依然需要大量进口。2014年，我国累计进口钢材仍然高达1443万吨。

    客观来看，人均粗钢产量600公斤是钢铁产业的转折点。观察世界发达经济体与产钢大国的发展轨迹，一般在人均粗钢产量达到600公斤后就进入5~10年的粗钢产量峰值平台期，然后下降到500公斤左右的稳定周期。我国人均粗钢产量已经从1950年的1.1公斤上升到2014年的601公斤，不仅高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当期水平，也超过欧美国家和地区1973年出现的人均粗钢产量590公斤的峰值，由此也立即引发了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的首次大幅下降。

    另外，我国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国策已使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多年大幅度下降，人口自然增长带动钢铁需求增长的预期正在逆转。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临近，粗钢表观需求量还将面临快速下降的自然推力。综合测算，笔者认为，我国粗钢产量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峰值，2020年前后将进入以废钢冶炼为主的“废钢时代”，粗钢年产量也将逐步下降到6.5亿吨左右的合理规模。

    占据钢材消费量近1/3的房地产行业进入了调整周期，而且这两年陆续出台的房地产“松绑”政策并未扭转下降趋势。虽然高铁、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以及核电等电力设施的建设投资都明显加大，但由于技术含量高，钢材在项目建设中占比十分小。经测算，1000亿元的铁路投资大致只能带动350万吨左右的直接钢材需求，主要拉动的还是技术标准高的优质特殊钢和不锈钢。

    另外，出口也显露疲态。尽管一些国家对我国出口钢材长期实行反倾销，我国2014年的钢材出口量仍然达到历史性高位，同比增长50.5%，高达9378万吨。出口总量超过了全球粗钢年产量排名第三位的美国（8830万吨），仅次于排名第二位的日本（11070万吨）。钢材出口量爆发式增长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鉴于投资与出口都已显露疲态，政府把稳增长的重点放在了消费这架马车上。围绕促进消费升级需求的第三产业增长十分迅速，但不能有效拉动粗钢消费增长，国民经济增长对钢材的消费强度正在不断降低。经统计，2014年的万元GDP钢材消费强度只有110公斤左右，比2007年的约174公斤大幅下降近60%。根据测算，2020年前后或将进一步降至50公斤的水平。

    2013年，全国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进一步降低至0.4%。2014年，虽然铁矿石价格大幅下降，钢铁行业利润率有所回升，但也仅仅只有0.74%。2015年第一季度，在铁矿石、煤焦等冶金原料价格大幅探底的市场环境下，反而出现了全行业总体亏损。海鑫、川威等钢铁企业甚至陆续陷入了破产危机。还有一部分钢铁企业也举步维艰，借助当地政府的临时性补贴等政策支持，才暂时幸免。

    钢铁产业是不少地区的主要税收来源和就业出路，甚至是个别地区经济社会变化的敏感晴雨表。尽管减产升级已经成为了全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共同认知，但是对于一些钢铁集中产地，在经济形势不佳、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钢铁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都没有多少推动企业减产升级的实在动力。

    鉴于钢铁企业对不少地区在经济、就业等方面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依赖钢铁企业的区域，亟待来自外部力量推一把，或许才能真正出现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的实际行动，而能担当这一重任的非市场手段莫属。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形态及结构更加丰富，钢铁产业涉及的经济因素和市场要素更加多种多样。继续沿用行政色彩浓郁的措施来推动减产升级，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容易重复过去的老路，最后仍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我国钢铁产业已经到了必须进行“刮骨疗毒”式的减产升级的新时期，减产是近期首要的阶段性目标，升级是长期生存发展的需要。我国现有近3亿吨粗钢产能，或因为落后或因为环保不达标，都需要尽快淘汰；未来5年~10年，还有近2亿吨粗钢产能将在市场规律的推动下被陆续淘汰。

    根据有关机构测算，我国现有钢铁企业至少需要新增环保投资700亿元才能达到新环保法要求，一些前期环保投入欠账过多的企业将不得不被市场淘汰。不少上市银行已经压缩了对钢铁产业的信贷规模，信贷资金流向改变将加速钢铁企业的减产升级行动。

    另外，2013年以来，国家加大了支持钢铁企业向海外转移的政策力度，河北钢铁集团谋划的南非500万吨钢铁项目，目前正按照计划稳步推进。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迅速推进，还将有更多钢铁企业将产能转移海外。产能外移战略既可以规避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又可拓展海外新兴市场，帮助我国钢铁企业实现减产升级、增强综合能力的长远发展目标。

    市场与政府的功能定位不同，发挥作用各异，在经济层面无法互相越位代替。在依靠市场化手段实现减产升级的过程中，不仅涉及企业投资方的利益得失，也关系到从业人员的生存，还影响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收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市场本身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或难题，这就需要政府进行统筹协调甚至托底解决。

    为了尽量减少我国钢铁产业新一轮大变革带来的压力或动荡，相关政府主管统筹部门须先做好摸底调研，主动进行政策引导，积极开展沟通协调。

    政府部门要使用好制定规则导向的影响力，运用好市场手段的倒逼推力，促进钢铁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升级生产经营理念，突破区域市场束缚，赢取全球竞争机会。